《老子》54_06_校笺_06_刘建国

刘建国云：“出土的《老子》有甲乙两种本，甲本中有二十二处‘邦’字，乙本皆为‘國’字，这显然是甲本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前，乙本抄写于刘邦称帝之后，为避刘邦之讳将‘邦’改为‘國’的。我们详细地考察，甲本中凡是提到國家的时候，是‘邦’、‘國’并用的。其中用‘國’的只有‘莫知其极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’，其余二十二处皆是以邦称國。如‘大邦者，下流··大邦以下小邦，则取小邦，小邦以下大邦，则取大邦’，‘小邦寡民’等等。‘邦’、‘國’并用这一点看起来好像没啥，实际上它解决了一个时代的划分问题。古代用‘邦’字称國是始于分封诸侯。周初的大孟鼎上的‘邦司’的‘邦’，还是管家的意思。在《诗经》中已有‘王此大邦’，这时‘邦’已是‘國’的同义词。在西周多用邦称國，一直延续到春秋末年以‘邦’称國还较普遍。这一点我们在《论语》中也可以找到‘邦’、‘國’并用，‘邦’多于‘國’的例子。如《论语》中用‘國’的仅有《先进》中的‘为國以礼’，《里仁》中的‘不能以礼让为國，如礼何’，《学而》中的‘道千乘之國’几处，而用‘邦’的则二十余处。如《公冶长》中的‘邦有道不废，邦无道免于刑戮’，《颜渊》中的‘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’等等，同时也‘大邦’、‘小邦’并提。可见，《论语》中‘邦’、‘國’并用，‘邦’多于‘國’，与《道德经》甲本中‘邦’、‘國’并用，‘邦’多於‘國’是完全一致的，说明它们是同时期的作品，都反映的是春秋末年的社会情况。这个‘邦’到了战國时期的诸子书中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随着封邦的诸侯的消亡，就都弃之不用了。翻遍了战國诸子书，除《孟子》中有一个‘邦’字，还是引《诗经》的话，即‘《诗经》云：刑於寡妻，至於兄弟，以御於家邦’，再就全是‘國’字。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这些著作中都不用‘邦’，而用‘國’字。所以，可以说一字值千金，这个‘邦’字倒是西周以来到春秋末年的称國的专有，反映了特定时代，是老子《道德经》成于春秋末年的可靠证据。”（《老子时代通考》，《哲学史论丛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○年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