租税制度，是封建性质的经济剥削形态。它是伴随着封建土地占有制的出现而产生的，它又是伴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被推广的。它产生于春秋初中期，推广于春秋晚期。公元前七世纪齐国实行“相地而衰征”（《国语·齐语》）的新税制，后来“按田而税”（《管子·大匡篇》）确立了地主经济性质的剥削制度。公元前645年晋国“作爰田”（《左传·僖公十五年》），进行田制改革，开始放弃劳役地租，而采取实物地租（参看高亨《文史述林·周代地租制度考》）。春秋晚期晋国几家都已采取了按田亩征税的剥削制度（参看《左传·哀公二年》、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、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《孙子兵法》佚文《吴问》等）。公元前594年，鲁国实行“初税亩”（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）而“履亩而税”，以国家权力实施封建租税剥削制。公元前543年，郑国进行“子产改革”，而“作封洫”，后又“作丘赋”，实行封建田制、赋制，而又“取我田畴而伍之”（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）采“纳田税”（《春秋左传注》）。公元前548年楚国整理田制和军制，而“书土、田”（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），实行田税、军赋之合征（参看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）。总之春秋晚期，封建税制剥削已普遍在诸侯国推行。帛书甲、乙本出现“取食税”，他本经文作“上食税”；“税，租也。”（魏源注文）这就是当时租税剥削制度在思想家老子的著述中的客观反映。据《孙子兵法》佚文《吴问》记载，孙武当时曾揭露晋国五卿实行“伍税”的重敛剥削的事实。又据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记载，孔丘当时曾大骂征田税、收田赋的季孙“贪冒无厌”。这里《老子》书记载，“取食税之多”（他本经文作“上食税之多”），可见当时统治者、剥削者租税剥削的严重。有的注家称为“厚敛”、“重敛”，有的说是“超经济剥削”。总而言之，老聃等思想家们所揭露的“取食税”、“伍税”等剥削情况，是十分切中时弊的。
这样严重的剥削，势必引起劳动人民与封建统治者、剥削者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冲突。老子指出：“人（民）之饥也，以其取食税之多也，是以饥。”这就真实地揭示了人民饥饿贫困的根源。统治者、剥削者横征暴敛，农民所获，则被赋税征去殆尽，于是民多饥色，而野多饿殍。这样横征暴敛，人民不起来反抗是不可能的。他们不堪其苦，不胜其饥，就不惜以生命向统治者、剥削者展开斗争。所以《老子》说“民之轻死也，以其求生之厚也，是以轻死”。魏源有一段发微《老子》此恉的话说得很切要：“‘我’（指统治者、剥削者）自厚其生，则人（民）亦各欲厚其生。人（民）各欲厚其生而不得，夫安得不轻死乎？则是民之轻弃其生，由于生生之厚；而民之厚生，由于上之自厚其生，有（又）以诱之而又夺之也。”《老子》的这一段话，确实道出了人民的不平之气，因为统治者、剥削者肥甘足于口，轻暖足于体，彩色足视于目，声音足听于耳，还有园林之乐，田猎之娱，可谓求生厚矣。然而人民却在饥饿窘困线上挣扎，他们不轻死反抗，有何生存之路？重敛剥削与高压虐政是政治祸乱的根本原因，所以老子就迎头痛斥统治者、剥削者：“百姓之不治也，以其上之有以为也，是以不治。”政令烦苛，强作妄为，“取税之多”，横征暴敛，奉养侈奢，“求生之厚”，这就是“有以为”的真正内涵。正是这种“有以为”，才导致了人民难于治理的政治混乱局面。陈柱指出：“为上者奢侈，则取于民者既多，而民既已贫矣。其铤而走险必矣。老子之言，其意岂浅乎！”老子在这一章节所表现的反剥削反暴敛的思想，无论从主观上和客观上哪一方面来说，都是有积极意义的，不能片面说老子主观上“是从维护统治者利益出发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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