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子认为，“圣人”要治理天下，就得不重贤才异能，使人民不争功名；不贵珍宝财货，使人民不做盗贼；不显耀所贪图的事物，使人民不会惑乱。另一方面，也得使人民心思净化，温饱问题解决，志气能够削弱，体魄能够增强；从而达到顺任自然、纯真朴质的理想境地。在老子看来，为政者的重贤崇能，是引起人民争逐功名的祸端；为政者对“难得之货”的聚敛，是引起人民为盗的根源；为政者对他所贪求事物的显耀，是引起人民心思惑乱的始因。“上行下效”，正是由于为政者的贪求妄为，才导致了社会的混乱与天下的冲突。老子在这里是直接把矛头对准统治者的，所表现的反对统治者贪求侈欲、聚敛珍宝、财货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。
老子从统治者的一方找到了“天下不治”的原因，从而主张为政者治理国家要“不上贤”、“不贵难得之货”、“不见可欲”，想从政治规范上使为政者本身的行为有一定的约束，能够按无为之政办事。然后他又从“民”的方面提出了治理的办法：“虚心”、“实腹”、“弱志”、“无知”、“无欲”、“不敢”、“弗为”等等。这里“所谓‘无知’，并不是行愚民政策，乃是消解巧伪的心智；所谓‘无欲’，并不是要消除自然的本能，而是消解贪欲的扩张”（陈鼓应语）。对“民”的治理办法的中心也是“弗为”（即无为）。老子认为，只要从治政者和民众两方面入手切实执行“无为”之政，天下“则无不治矣”。老子在这里提出的485道篇校笺译评“弗为”、“无欲”，“实腹”、“弱志”，“不上贤”、“不贵货”的主张，自然反映了农业小生产者的经济特点及其阶级利益。童书业指出：“老子的‘无为’思想，也是从春秋时代的自然主义思潮来的。在春秋时，已有‘无为’思想的萌芽，老子发展了这种思想，把‘无为’思想作为他的政治理论的核心，这是和他的处世哲学相联系着的。他的处世哲学以退为进，以后为先，应用到政治上，就是‘清静无为’。这种‘无为’思想反映的阶级性，自然是小所有者的利益。小所有者隐士反对统治者的作为，他们认为统治者的一切作为，都是扰乱天下，使百姓不安的。他们要求统治者无为，效法自然，让百姓自生自长，自由发展。”
应当提出，老子对“上贤”与“民争”、“贵货”与“民为盗”、“见可欲”与“民心乱”之间的因果关系，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，表现了老子的锐敏的政治洞察力。但是，“争未必起于贤，盗未必因于难得之货，心未必乱于见所欲”（王夫之语）。先说“上贤”与“民争”的关系。治政者要实行“尚贤”政治，这是春秋战国之际不少政治思想家提出的进步主张，例如孔子和墨子，都曾竭力主张“尚贤”之政。无疑，“尚贤”政治在当时对调动人才的积极因素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都起了重大作用。当然，“尚贤”主张，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消极想法，比如为追求官禄名利而争斗，甚至互相残杀。河上公注云：“‘贤’，谓世俗之贤，辩口明文，离道行权，去质为文也。不尚者，不贵之以禄，不尊之以官。”彭好古注云：“不尚贤，绝名心。”释德清注云：“尚贤，好名也；名，争之端也。”这些都是以消极的方面来注释老子此语的。其实，“尚贤”政治所引起的这些消极影响，是非本质的，次要的，偶然的。“尚贤”与“民争”不是必然性的因果关系。因此老子这里表现的因果律就面临了严重的危机。当然老子为了消除“民争”，使国家安定，其动机是不可否定的。然而，从思辩哲学的角度来说，这里表现的因果关系是不能成立的。再说“贵货”与“民盗”的关系。“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”，“难得之货”，当然是“盗贼”掠获的对象，何况这些“难得之货”是统治者靠聚敛而得来的不义之财，无疑就成了“盗贼”窃取的目标。但是，“难得之货”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的贵与不贵所决定的，而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经济关系的产物，况且“盗贼”产生的真正原因也不取决于“贵难得之货”。退一步说，即使“不贵难得之货”，“盗贼”也不能消除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也不可能“不贵难得之货”。显然，老子的说法从必然性、本因上来说是不能成立的。最后说一下“见可欲”与“民心乱”的关系。老子认为统治者“见可欲”，显耀贪心，则是民心动乱的原因。当然，不能说它们之间没有一定的相因关系。统治者显耀贪心，容易引起民心反感与不满。但是“民心动乱”的根本原因，不是统治者的“见可欲”，而是统治者与“民”的阶级矛盾和政治经济矛盾等根本因素造成的。显然“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”的看法是片面的，非根本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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