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章节老子感慨“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轻于天下？”句中出现了“万乘之王”的词语，而《韩非子·喻老》所引、河上公本、想尔本、王弼本、傅奕本、景龙本、范应元本等诸本皆作“万乘之主”，与帛书甲、乙本异。“王”与“主”在当时涵义不同。联系帛书其它章节出现的“侯王”来看，“万乘之王”的“王”，当指诸侯王。这说明当时出现了诸侯称王又称霸的情势，出现了拥有万乘兵力的诸侯王。
按：《老子》书中的这样的语言，正反映了春秋晚期一些诸侯拥有万乘兵力、称王又称霸的情况；而春秋晚期一些诸侯拥有万乘兵力、称王称霸的情况，又恰恰印证了《老子》书产生的时代是在当时。许抗生同志认为“诸侯称王一般都在战国时期”（《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》），殊不知诸侯称王这是西周特别是春秋时代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。如：矢伯称“王”（《矢王尊》、《矢人盘》、《同卣》、《散氏盘》），录伯称“王”（《录伯威殷》），伯称“王”（《伯殷》），郾侯称“王”（《郾王戍矛》、《郾王戠戟》、《郾王詈矛》），伯称“王”（《伯敦》），吕伯称“王”（《吕王作内姬壶》），兮伯吉甫称“王”（见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。丁山在《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》，举此《六月》中“王于出征，出匡王国”、“王于出征，以佐天子”等句，加以结语谓：“以愚管见，国王、天子，自为周天子，所谓‘王出于征’之王，明系诸侯称王者。《六月》之诗，为诸侯纪功而作。”这篇诗中的王，就是指征伐俨狁的兮伯吉甫）。郑伯称“王”（《左传·宣公六年》云：“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，欲为卿。”杜注云：“二子，郑大夫。”《襄公八年》云：“楚子囊伐郑，··乃及楚平，使王子伯骈告于晋。”《襄公十一年》云：“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，郑人使王子伯骈行成。”杜注云：“伯骈，郑大夫。”顾颉刚先生在《大诰释证·周公东征史事考证》中说：“何以郑大夫以王子为氏者之多，这分明不是周王的子辈到郑国去做大夫，而是郑国自谓强盛，进号为王，所以他的‘公子’就以‘王子’为氏了。”）等，这些都是小国诸侯称“王”的。大国诸侯称王的，如：楚君称“王”（《楚王頵钟》、《楚王酓章钟》，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开始写楚，记为“楚武王侵随”。据《史记·楚世家》云，楚国早在周夷王之时，其君就始称“王”，谓：“熊渠生子三人。当周夷王之时，王室微，诸侯或不朝，相伐。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，乃兴兵伐庸、杨粤，至于鄂。熊渠曰：‘我蛮夷也，不与中国之号谥。’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，中子红为鄂王，少子执疵为越章王，皆在江上楚蛮之地。及周厉王之时，暴虐，熊渠畏其伐楚，亦去其王。”），晋公称“王”（《庄子·齐物论》云：“骊之姬，艾封人之子也。晋国之始得之也，涕泣沾襟。及其至于王前，与王同筐床、食刍豢，而后悔其泣也。”此知晋献公曾称“王”），秦君称“王”（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：申包胥请秦哀公救楚，哀公赋《无衣》。《秦风·无衣》云：“王于兴师。”是知秦哀公称己为“王”），吴君称“王”（《国语·吴语》），越君称“王”（《国语·吴语》、《国语·越语》），等等。王国维在《古诸侯称王说》中云：“古诸侯于境内称王，与称君称公无异。”加举金文诸侯称王资料，得出结语：“盖古时天泽之分未严，诸侯在其国，自有称王之俗，即徐、楚、吴、越之称王者，亦沿周初旧习，不得尽以僭窃目之。”（见《观堂别集》卷一）郭沫若、顾颉刚、刘起钎都很赞成称王说。无疑，西周、春秋时期诸侯称王是很习常的事。那么，怎么能因为《老子》书中出现“王”、“侯王”等字眼，就否定它的成书时代为春秋晚期呢？
许抗生说，帛书《老子》出现“万乘之王”，是指“拥有万乘兵车的诸侯王”，“这显然反映的是战国时期各诸侯王称王称霸的情势”（高明也说“万乘”是战国时代对诸侯大国军事实力的称谓），于是，得出结论说“《老子》成书的年代恐怕不会早于战国中期”（《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》）。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。
诸侯称王亦称霸，则始于春秋中期，到春秋晚期，已形成中国社会的一个时代特点。开“称王亦称霸”一代之风的是楚庄王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前606年，楚庄王北上与晋争霸，兵至于雒，观兵于周疆，问象征王权的九鼎之大小、轻重，大有代周之势。后来楚庄王灭舒、蓼二国，破陈、入郑、败晋师，慑服鲁、宋，霸业之势已成。到楚共王即位，继庄王霸志，共王合齐、鲁、宋、卫、郑、陈、蔡、许、秦、曹、邾、薛、鄫等十四国盟于蜀，楚王霸业达之顶点。春秋晚期，楚灵王依恃强大的军事实力，跃跃欲试，图谋天下。前538年，楚灵王用齐桓公“会召陵之礼”，与诸侯盟于申，遂成中原霸王（参看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）。他曾以诸侯之师伐吴，攻克朱方，后灭亡陈、蔡，大城陈、蔡、二不羹，威震诸侯。接楚灵王“称王亦称霸”的是吴王。吴王在阖闾之时崛起，《史记·孙子列传》记载，吴王阖闾，“西破强楚，入郢，北威齐、晋，显名诸侯。”《国语·吴语》记载，吴王夫差，北图中原，战败齐国，与鲁、单、晋等诸侯国君，会于黄池。《史记·吴世家》称吴王夫差“霸中国以全周室”，说得很合实际。越国，越王勾践则继吴称王称霸。《国语·吴语》记载，越王勾践灭掉强吴，“上征上国，宋、郑、鲁、卫、陈、蔡执玉之君皆入朝”。《史记·越世家》云：越王勾践“以兵北渡淮，与齐、晋诸侯会于徐州，致贡于周。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，命为伯。勾践已去，渡淮南，以淮上地与楚，归吴所侵宋地于宋，与鲁泗东方百里。当是时，越兵横行于江淮东，诸侯毕贺，号称霸王。”春秋中晚期，诸侯“称王亦称霸”的时代特点，在《孙子兵法》中也有所反映。《九地篇》云：“四五者，不知一，非霸王之兵也（十家本、武经本此句中‘霸王’，即作此两字，而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则作‘王霸’，今从十家本、武经本）。夫王霸（十家本、武经本作‘霸王`，竹简本作‘王霸’，今从竹简本）之兵，伐大国，则其众不得聚；威加于敌，则其交不得合。”这里所云“霸王”、“王霸”，就反映了当时诸侯“称王亦称霸”的情势。《老子》所谓“万乘之王”，同《孙子兵法》的“王霸”、“霸王”一样，正是春秋晚期诸侯“称王亦称霸”的客观现实的反映。而许抗生不顾客观历史事实，硬说“万乘之王”“反映的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称王称霸的情势”，以此把《老子》成书的时代说成是战国中期。这种说法的谬误不是很明显的吗？
春秋晚期诸侯“称王亦称霸”是客观现实，那么，是否出现了“拥有万乘兵车的诸侯王”呢？回答是肯定的。春秋晚期出现了拥有万乘兵车的诸侯国，当然也出现了拥有万乘兵车的诸侯王。据《荀子·子道篇》记载，孔子曾说：“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，则封疆不削；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，则社稷不危。”可见孔子时代出现了拥有万乘兵力的诸侯国。哪些诸侯拥有万乘兵车呢？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记载：“子贡南见吴王。说曰：‘臣闻之，王者不绝世，霸者无强敌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。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，与吴争强，窃为王危之。且夫救鲁，显名也；伐齐，大利也。以抚泗上诸侯，诛暴齐以服强晋，利莫大焉。名存亡鲁，实困强齐，智者不疑也。····今存越示诸侯以仁，救鲁伐齐，威加晋国，诸侯必相率而朝吴，霸业成矣。’”子贡在这里向吴王献“王霸”之策，提出“万乘之齐”，可知当时齐国为万乘之国。据《管子·大匡篇》记载，召忽回答管仲时云：“今既定矣，令子相齐之左，必令忽相齐之右。虽然杀君而用吾身，是再辱我也。子为生臣，忽为死臣。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，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。子生而霸诸侯，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·····”这里召忽所说的“万乘之政”，就反映了齐桓公定齐后齐国为“万乘”之国的实情。《韩诗外传》卷六记载：齐桓公召见小臣（稷），而“三往不得见”，左右认为就此停止召见，而桓公却认为：“吾闻之，布衣之士，不欲富贵，不轻身于万乘之君。万乘之君，不好仁义，不轻身于布衣之士。纵夫子不欲富贵可也，吾不好仁义不可矣。”五往而得见也。这里记载齐桓公自称“万乘之君”。《吕氏春秋》谓“宋在三大万乘之间”，这三大万乘侯国当指楚、晋、齐。据《左传·昭公五年》记载，薳启强对楚灵王问，谓晋国“韩赋七邑，皆成县也。羊舌四族，皆强家也。···因其十家九县，长毂九百，其余四十县，遗守四千。奋起武怒，以报其大耻。伯华谋之，中行伯、魏舒帅之，其蔑不济矣。”晋当时有四十九“成县”，或五十左右。以每个“成县”为征兵单位，每县赋军百乘，则赋军约五千乘。晋国还另有“徒兵”（参看《左传·襄公元年》）、地方军（参看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二年》“九州之戎及焦、瑕、温、原之师”）、私兵（参看《左传·定公十四年》“晋人败范氏、中行氏之师于潞”）等等不计在内。童书业《春秋左传研究》认为：“盖一‘成县’犹一小国，‘成县’之军即古小国之军，‘国’及‘成县’之军共约五千乘也。然鄙野之人能参军役者当不在内，其数甚难知，仅知城邑之军为五千乘耳。至春秋之末，晋之全国军力必逾于此，以春秋后期之晋为数千乘或‘万乘’之国，推测当不甚远。”晋当为“万乘之国”。又，楚为“万乘之国”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记载：“（楚）王曰：‘昔诸侯远我而畏晋，今我大城陈、蔡、不羹，皆赋千乘，子与有劳焉，诸侯其畏我乎！’（子革）对曰：‘畏君王哉！是四国者，专足畏也。又加之以楚，敢不畏君王哉！’”《国语·楚语》也有类似记载。杜预注云：“四国，陈、蔡、二不羹。”此时这“四国”，已为楚四县，单是陈、蔡、东西二不羹四县之地的兵车，就达四千乘。此时楚县甚多，且有大县，如申、息等，再加上本土的军队，按大县千乘、小县数百乘计，可能楚已多至万乘，或已逾万乘。正因为楚为万乘之国，楚灵王才对晋侯不服气；正因为楚为万乘之国，子革才敢说“诸侯（包括晋）畏王（灵王）”；正因为楚为万乘之国，诸侯才“皆会楚于申”（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），承认楚灵王的霸王地位。据此，楚灵王为“万乘之王”则当之无愧也。联系《老子》书所说的“若何万乘之王，而以身轻于天下？”全句话看来，管见认为，《老子》书所说的“万乘之王”，当是指楚灵王，理由为：（1）前534年，楚灵王灭陈，陈遂沦为楚之一县，楚灵王并大城于陈县等地，以威诸侯。老子原为陈国人，亡国之痛，不会没有；万乘之王——楚灵王称霸的时情，不会不知。（2）《老子》所谓“若何万乘之王，而以身轻于天下？”其意为：本来拥有万乘兵车的诸侯王，重权在握，反而把自己看得比天下轻（而违背了“重为轻根，静为趮君”的原则）。显而易见，《老子》的话揭示出当时有“万乘之王”，对于已有的势力范围并不满足，还想得到整个“天下”，这种轻率的欲望和举动，是会“失本”即失去政权而丧身的。而在当时，楚灵王就是这样的诸侯王之一。据《左传·昭公十三年》记载：“初，灵王卜曰：‘余尚得天下！’不吉。投龟，诟天而呼曰：‘是区区者而不余畀，余必自取之。’”楚灵王贪欲无满足，既与晋争霸，又屡行师、兴役，又夺诸臣田邑。楚“民患（灵）王之无厌也，故从乱如归”。楚灵王终遭乾溪之难，而自缢身亡。孔丘也曾经责难楚灵王不能“克己”的轻率行为，指出：“古也有志：‘克己复礼，仁也。’信善哉！楚灵王若能如是，岂其辱于乾溪？”（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）看，这正好可作《老子》那句话的注脚。
总之，《老子》书中的“万乘之王”，正反映了春秋晚期几个军事实力强大的诸侯君主称王称霸的情势。孔子说“万乘之国”，子贡说“万乘之齐”，孙子说“霸王之兵”，召忽说“万乘之政”，甚至齐桓公自称“万乘之君”，老子为什么就不能说“万乘之王”呢？这不恰恰证明他们几个人是同一时代的人吗？这不是《老子》为春秋末期的著述的确证吗？那种以“万乘之王”作为“新证据”，认为《老子》成书的年代“不会早于战国中期”，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。反而“万乘之王”之语的出现，恰恰是证明《老子》成书年代为春秋末年的新的铁证。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：战国初、中期也仍然存在着“万乘之王”的情况，那么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有没有可能反映的是战国初、中期的历史背景呢？换句话说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的成书时代的下限，有没有可能是在战国初、中期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笔者已经提到，战国初期的《墨子》明文引用了《老子》的“道冲而用之，有弗盈也”之语。又，《墨子·亲士篇》篇说的“铦者必先挫”，“太盛难守”，“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，故能大，圣人者，事无辞也，物无违也，故能为天下器”，“太上无败”等等，都可以分别在《老子》的《道篇》（通行本第九章和第十七章）、《德篇》（通行本第五十六章、第六十六章及第六十四章）找到出处。然既《墨子》已明文引述《老子》，可证《老子》书在《墨子》之前，也就是说《老子》成书的下限只能在战国初期之前。更为有力的证据是：史籍记载，老子曾作为孔丘的老师，多次与孔子见面并对话。例如：“孔子西藏书于周室。子路谋曰：‘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，免而归居。夫子欲藏书，则试往因焉。’孔子曰：‘善。’往见老聃，··孔子曰：‘中心物恺，兼爱无私，此仁义之情也。’老聃曰：‘噫！几乎后言，夫兼爱不亦迂乎？无私焉，乃私也。’”（《庄子·天道篇》）“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，乃南之沛，见老聃。···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。老聃曰：‘夫仁义懵然，乃愤吾心，乱莫大焉。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，吾子亦放风而动，总德而立矣。’”（《庄子·天运篇》）“孔子问于老聃曰：‘今日晏闲，敢问至道？’老聃曰：‘···夫道，窅然难言哉！将为汝言其崖略。夫昭昭生于冥冥，有伦生于无形，精神生于道，形本生于精，而万物以形相生。···渊渊乎其若海，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。运量万物而不遗。则君子之道，彼其外与！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，此其道与！’”（《庄子·知北游篇》）在这里老子以师长的口吻教诲孔子，对“礼”、“道”和治理天下等问题，谈出了自己的看法。庄子对老子甚为尊重，这些史料当是他很慎重引用的可靠材料。我们从反映孔丘言行的《论语》中也可以找到不少孔丘对老子的思想有所取舍的言论，如：（1）孔子说：“天下有道，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无道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篇》）孔子并曾斥责季氏“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”（《论语·八佾篇》）。这同《老子》所说的“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；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罪莫大于可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。”（通行本为第四十六章）其基本意思是相一致的。两者都反映了春秋末期诸侯争霸、大夫专权、周王室衰败的历史背景。老子与孔子师生二人都对当时诸侯贪欲越轨而造成的“天下无道”表示不满。（2）《论语·泰伯篇》云：“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，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者矣。”《老子》说：“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”（今通行本为第四十五章）两者意见则一致。看起来，孔子及其弟子确实是接受了老子对他（们）的教导：“良贾深藏若虚，君子盛德，容貌若愚。”（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）（3）《论语·述而篇》说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。”《泰伯篇》亦说：“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”孔丘的这种处世哲学很有可能是从老聃那里学来的。老子见周之衰便归隐，还教导过孔子说：“君子得其时则驾，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。”（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）（4）《论语·泰伯篇》说：“好勇疾贫，乱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乱也。”并主张不使民知的政策：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孔丘对民众的这种态度和老聃差不多。《老子》云：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？”（通行本为第七十四章）“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”（通行本为第六十五章）“常使民无知无欲”。（5）《论语·宪问篇》曰：“或曰：‘以德报怨何如？’子曰：‘何以报德？以直报怨，以德报德。’”这里显然是针对《老子》所说的“大小多少，报怨以德”而发的议论。孔子不赞成老子的“以德报怨”的主张，而提倡“以直报怨”，亦即他曾说的“以怨报怨，则民有所惩”（《礼记·表记》），对民毋行宽容，当镇压的一定镇压。（6）《论语·卫灵公篇》说：“子曰：无为而治者，其舜也与！夫何为哉？恭己正南而已矣。”这是在直接驳难老子说的“我无为而民自化”的“无为而治”的思想。孔子是主张有为而反对无为的。在孔子看来，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！不有博奕者乎？为之，犹贤乎已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篇》）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”（同上书，《述而篇》）老子的“无为”是孔子本人不能取的。（7）《论语·述而篇》谓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、彭。”东汉郑玄等人认为，这里的“老”指老聃，“彭”指彭祖；老子是周代史官，彭祖是殷商“好述古事”的贤人。《述而篇》说的是孔子修《春秋》的感想，认为自己在历史知识方面比不上老聃、彭祖这两位史学权威。这种解释很有道理，同孔子多次向老子请教的史实是相吻合的。《中庸》第十章还记载一则史料，说：“子路问强。子曰：‘南方之强与？北方之强与？抑而强与？宽柔以教，不报无道，南方之强也，君子居之。’”这正是老子关于以柔弱胜刚强、“守柔曰强”策略思想的核心。孔子那种“宽柔以教”可以强的思想，恐怕是承继其师老子的“守柔曰强”的思想的吧！以上材料说明，老子和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，他们都是当时的思想家、哲学家，老子年长于孔子，他著述的《老子》比孔丘的《论语》早；孔子师于老子，其思想形成明显地受到老子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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