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海按：古棣说是也。《老子》故书当作“人莫之令”。其中之“人”，河上公古本（即王羲之书河上公本）即如此，唐本多有作“人”者（笔者亲见至少十二种），即上承河上公古本，并非避唐皇帝李世民之讳。可能在汉初以前，《老子》本章就有两种传本，一传本是作“人”的河上公古本，下传到晋人抄本（即王羲之书），再传到唐人抄本（景龙本、楼正本、御注本等）；另一传本是作“民”的帛书本和河上公本，下传到汉末魏晋人抄本（想尔本和王弼本），再传到唐本〔顾欢本（即唐张君相编撰的三十家注疏本）和傅奕本】。按上下文义，《老子》此处作“人”，而不当作“民”。就按“民”传本的想尔本来说，想尔注谓：“王者尊道，吏、民仚效。不畏法律，乃畏天神。不敢为非恶，皆欲今身。不须令而自平均。”显然想尔注的“吏民”即是释解“人”的，“吏、民”皆属“人”；若“吏民”仅指“民”，就讲不通了。按想尔注之义，《老子》此處作“人”，或想尔本作者注经的时候，有作“人”、作“民”两种传本并存。此一证《老子》原本作“人”。春秋时期，“人”指统治者，“民”指被统治者，“人”和“民”是两个相互对举的概念，《论语》就是以对举的两个不同概念的角度，来使用“人”和“民”而连属文句的（详见赵纪彬《论语新探》的《释人民》一文）。《老子》此处是说：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相互吻合，因此普施甘雨，没有哪个主宰的人向它们（天地）下命令，它们就能互相和谐。这是符合《老子》的天地法自然的原则的。按《老子》之旨，被统治的“民”，“不畏死”之“民”（通行本第七十四章），“饥”之“民”（通行本第七十五章），受“税”剥削之“民”（同上），是绝不会“莫之令”的。此二证《老子》原本作“人”，而不作“民”。帛书甲本作“民”，不合《老子》之旨；但为了保持帛书本的面貌，暂且校为“民（人）”，以待高明者继考之。又，“莫之令”即“莫令之”。“莫”，否定性无定代词，没有谁，没有哪个人。“之”，代词，它们，指天地，作宾语，此为宾语前置。通行本第五十一章“夫莫之命，而常自然”，“莫之命”，义通“莫之令”；此两句之义，亦通第五十一章两句之义。又，“而自均焉”：“均”，调和之义。《诗经·皇皇者华》云：“我马维骃，六辔既均；”毛传：“均，调也。”《礼记·月令》云：“均琴瑟管箫；”《荀子·礼论篇》云：“笙竽具而不和，琴瑟张而不均；”“均”的本义是乐声之调和、谐和，后引申为一般的“调和”、“谐和”（参见古棣注）。许抗生把“自均”译为“自己就能均平”，非也。朱谦之谓“此言‘人莫之令而自均’，盖古原始共产主义之反映”，言之谬也。“上古‘均’字，涉及财产关系的，乃指有国有家者即诸侯大夫之间的土地财富大体平均，而不是所有人之间土地财富平均的农民小私有者的平均主义。均贫富的农民平均主义，那是过了一千多年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提出来的；与‘共产’更不相干。《礼记·礼运篇》第一章向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，强调的是‘天下为公’，财产公有，而不是‘均’。”（古棣注）“公”與“均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又，句末应有“焉”字。从文体上说，《老子》是散文诗，而不是纯诗体。从散文诗的节奏上讲，无“焉”，就有损於散文诗的节奏美。因散文诗不是纯诗体，它是介於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一种文体，用韵不十分严格，所以，不能以“‘均’與上文‘賓’、‘臣’谐韵，有‘焉’字於韵不谐”（古棣语）为由，删去此“焉”。傅奕本、广明本、景福本句末皆有“焉”字，可证帛书本有“焉”不误也。
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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