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老子》39_述评

本章的主旨是在宣传“以贱为本”的民主思想。严复在评点《老子》时，就曾强调这一点，说“以贱为本，以下为基，民主之说”。

本章开首部分，似乎用意在讲“一”（极近于“道”）的普遍性和重要性。你看：《老子》谓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”，不论是天、地、神、谷、侯王，（万物）都是来源于“一”的，“一”的普遍性可知矣。这“一”使“天”得以澄清，使“地”得以安宁，使“神”得以灵应，使“谷”得以充盈，（使“万物”得以滋生，）使“侯王”得以为天下人民的标准。“一”的重要性至明矣。这“一”便是近于“道”的“元气”，它是“道”的外化，是原始的混沌之气。这种说法，实质上是《老子》对“道体本源论”的补充。侯外庐等学者曾经指出：“老子的思想体系有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似之处”（《中国思想史》）。毕达哥拉斯学派“认为‘数’乃万物之原。在自然诸原理中第一是‘数’理，他们见到许多事物的生成或存在，与其归之于火，或土或水，毋宁归之于数。”这个学派为“主一论者”，而“‘无限’与‘元一’正是他们所谓事物之本体。”（亚里士多德《形而上学》卷一）。从本章看来，老子所表述的思想确实与毕达哥拉斯学派有相似之处。可以说，老子也算是中国的“主一论者”。魏源谓老子之学“建之以常、无、有，主之以太一”，就已指明了这一点。据王弼注云：“‘一’，数之始而物之极也。各是一物之生，所以为主也。物皆各得此一以成，既成而舍一以居成，居成则失其母···”李嘉谋亦注云：“所谓‘一’者何也？知天之所以清，即知地之所以宁；知神之所以灵，即知谷之所以盈；知万物之所以生，即知侯王之所以为天下贞。盖极其致，皆‘有’生于‘无’也，是未尝不‘一’也。若不知‘一’，则必自异，自异则必绝物；侯王绝物，物亦绝之矣。”由此可见老子“一”之真谛之所在。不过，古希腊的“主一论者”，其中有些学者则把“宇宙拟为一个‘实是’”，而他们“所说‘实是’之为‘一’，并不以‘一’创造‘实是’，这与有些自然哲学家既以‘实是’为‘一’，而又把‘一’当作物质来创造‘实是’者有异，他们立说不同于那些人，自然哲学家附加有‘变’，他们则说‘宇宙不变’。”（《形而上学》卷一）老子是认为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、“反也者，道之动也”的，这也是把“道”或“一”规定为“变”的。所以，老子的哲学思想在本体论上当是更接近于古希腊的那些“自然哲学家”的。

老子在此讲了“道”（或“一”）的普遍性、重要性，但本章的根本用意还不在于此。他是通过讲述“道”（或“一”）的普遍性和重要性，而归其意于侯王“得道”（或“得一”）的重要政治原则问题，即“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”，“故必贵而以贱为本，必高矣而以下为基”。张舜徽深味老子之用意，曾云“此‘神得一以灵，谷得一以盈’两语与上‘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’二语，皆比喻之辞，所以衬托下文，而归其意于‘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’”。

老子指出：“天毋已清将恐裂，地毋已宁将恐发，神毋已灵将恐歇，谷毋已盈将恐渴，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。”据河上公解释曰：“天当有阴阳弛张，昼夜更用事，不可但欲清明无已时，将恐分裂不为天也。地当有高下刚柔，节气五行，不可但欲安静无已时，将恐发泄不为地也。神当有王相死囚休废，不可但欲灵变无已时，将恐虚歇不为神也。谷当有盈缩虚实，不可但欲盈满无已时，将恐枯竭不为谷也。（万物生长收藏当随时死生，不可但欲长生无已时，将恐灭亡不为物也。）侯王当屈己下人，汲汲求贤，不可但欲高贵于人无已时，将恐颠蹶失其位也。”此释说老义，除“王相死囚休废”之释外，基本符合老子本义。这里讲的“五事”全是“物极必反”的哲理。其重点在于突出“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”一事，并由此推出“必贵而以贱为本，必高矣而以下为基”的主题。

“以贱为本，以下为基”的思想，是侯王得“一”（近于“道”）体“一”的一个重要原则。这个原则告诉治政者要能“处下”、“卑谦”，这样才能立于无败蹶之地。老子指出，当时的治政者“自谓孤、寡、不穀”，就是“以贱为本”思想的具体反映。最后老子又用“至数舆无舆”和“不欲禄禄若玉，硌硌若石”之喻，强调了“以贱为本，以下为基”的重要性。

老子在当时提出“以贱为本，以下为基”的主张，是春秋时期对“民”认识的重大突破。春秋时期许多政治家非常重视“民”的问题，如：随国季梁说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。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”（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）又说：“所谓‘道’，忠于民而信于神也。”宋国司马子鱼说：“民，神之主也，用人，其谁飨之？”（《左传·僖公十九年》）鲁国曹刿说：“民和而后降神之福。”（《国语·鲁语上》）虢国史说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”（《左传·庄公三十二年》）邾文公说：“苟利于民，孤之利也。天生民而树之君，以利之也。民既利矣，孤必与焉。”（《左传·文公十三年》）晋国师旷说：“（良君）养民如子，··天子爱民甚矣，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，以从其淫，而弃天地之性？”（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）宋国乐祁说：“政在季氏三世矣，鲁君丧政四公矣。无民而能逞其志者，未之有也，国君是以镇抚其民。《诗》曰：‘人之云亡，心之忧矣。’鲁君失民矣，焉得逞其志？靖待命犹可，动必忧。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）等等。这些对“民”的重视的思想，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“民主”（或“民本”）思潮。老子提出“以贱为本，以下为基”的主张，应该说，是当时这种“民主”（或“民本”）思潮在治政领域里的反映。但是老子的这种“民主”（或“民本”）思想，比其他政治家、思想家的“重民”思想，要深刻得多。季梁、史嚚、司马子鱼、邾文公等人，所说的“重民”思想，还往往与“天神”思想杂合在一起；而老子摒除了“神”的观念，独特响亮地提出：“以贱为本，以下为基”，“神”的因素一扫而光。这确实比季梁等人的重民轻神思想前进了一步。再者，老子把自己的“以贱为本，以下为基”主张，奠定在“物极必反”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，从而提出“必贵，而以贱为本，必高矣，而以下为基”的政治哲学命题。这个政治哲学命题，实际上是老子概括的一个相反相成的普遍真理。这确实比其他政治家、思想家的“民主”（或“民本”）之论高明、深刻得多。这个政治哲学命题，即今日我们所说的“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”。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今天，借鉴老子提出的这个政治哲学命题，仍然是必要的。毛泽东指出：“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，剔除其封建性糟粕，吸收其民主性精华，是发展民族新文化、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。”（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）应当说，老子的“以贱为本，以下为基”的思想，是属于祖国历史中民主性精华的一部分。